深思远瞩的学者画诉求 —在潘公凯作品前沉思
认识潘公凯先生多年了，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绿色绘画”论。还在西潮澎湃的20年前，他那高屋建瓴的精辟论断，不但在更高层次上令盲目追随全盘西化论的朋友无所置辩，也让只凭感性经验而习惯性地尊重传统者“敛衽无间言”。我甚至感到，我们这些以局部研究心得在国画争论中发表一得之见的人们，充其量不过一名实事求是的美术史学者，公凯才是有雄才大略和整体洞见的理论家。至于他的画，却所见不多，偶尔见到一两幅，虽然感到气宇不凡，大家风度，奇绝深秀，却没有去研究和思考。最近有机会系统地看他的一批作品，深感画如其人，出手不凡。因为自他执掌美院院务之后，公务繁忙而作风平易，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和师生们一起投入美院的中兴事业，在持续开会、创建分院、推动后续工程、规划美院未来的工作中，你只要打电话找他，他立即接听，你只要发短信给他，他立即回复。他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面，哪里有时间作画?然而他毕竟挤时间画了，而且画得很出色。
他画的是大写意花卉，而且主要是在各种污浊环境中“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可能因为创作时间不同，一种在“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意象中融入了一些写实因素，另一种则在同样的意象间化进了抽象成分，充分地利用了传统的程式妙谛，发挥了饶有书法基因的笔墨运动的对比渗化，在磅礴浑成或奇崛空灵的构图中，择取西湖或水村莲塘的边角之景，注入了心灵的感悟与不羁的神思。既流露了思入风云者四时朝暮的独特感受，—有暗夜幽深中的灵光闪耀，有骤雨初歇的宁静空明，有悄悄莲塘的轻风流动，有润物无声的细雨迷蒙，有朗朗晴夜的月光融融，有烟水迷蒙的朝雾暮霭，但更有花卉与自然、自然与心灵融为一体的超越与自由。他的画不是画现实所见，而是画心中的憧憬，有点像梦境，分明是一种精神境界和审美理想的诉求。这种发自内心的寄情象内而神游物外，并不是还没有进入传统者的浅层自由，而是在整体上把握了深层传统之后寻求突破和完善的进取。因此，磅礴中有淡荡，雄厚中有柔劲，空灵中有饱满，潇洒中有风骨，奇崛中有圆通，野战中有纪律，沉郁中有灵光，恣意中有理路，气韵兼力，能在以简驭繁中臻于神超理得。
显然，潘公凯的绘画是在传统基点上发展出来的。近年来，很少再有人批评中国画穷途末路了,除去与世沉浮者外，画家好像都在重视传统。然而重视传统者，在经济全球化文化交流多的语境下，或者仅仅把传统的吉光片羽当作资源，大的思想框架仍然是西方的，或者开始与古人同鼻孔出气,有点走回头路。公凯的不同凡俗之处，不在于每一幅作品都已尽善尽美，而在于他像乃翁一样与时俱进地从整体上继承了传统,又没有落入古今任何家法的窠臼。他的画有些像潘天寿先生的精雄大气，但那种在“挤迫中延伸在限制中发展”的自信自强者的“一味霸悍”，变成了人、自然外物与自我融为一体而显露出理想光芒的动人情韵。他也像乃父一样几乎不露痕迹地融化了时代语境下的某些西画因素，却又自觉站在作为体系的民族传统的致高点上，努力增加传统高峰的高度与厚度。他的画已经形成了个性鲜明的自家风格，表现了“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精神内涵，显现出理深思密地探索中国画现代之路的自觉自信。我看他的花卉画，不知为什么有时感觉像山水，有时感觉像人物画。也许他的画不仅发掘了自然风物的生机与生韵，而且本质上是在画个人对人生、对自然、对社会、对世界在动态中和谐的感悟，是画获得这种感悟的修持者的人品格调与超越物欲感官的精神境界。
画这种画，需要画内本领，更需要画外功夫，特别是贾又福先生所称的“宏观探道”功夫。要有哲学的探寻，天人之际的追问，历史的深思，世界格局的分析，中西文化的比较，国画边界的动态把握。因此纯粹以画为业者很难臻于此境。记得十年前看过一本爱因斯坦的书信选集，其中一封与某位青年朋友讨论治学目的，大意是说治学为的是追求真理，不在于仅仅获得就业技能。在大量发展实用性人才的今天，爱因斯坦的认识也许被看作太理想化太书生气了，然而职业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就社会的整体需要而言分工无法避免，但从业者的眼界一旦被职业边界所限，就容易窒息整体把握世界的精神和个人本质才能的全面发展，更何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终极关怀?无可回避的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性极强，中国文化的思维恰恰是整体的思维，艺术家无疑又要整体地把握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不仅需要娴熟的技能，尤要具备在整体中把握局部的洞见，为此高明的艺术家总要有深邃的思想，深厚的学养、超越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在古代，以画为余事的文人画要求与此接近，在当代，近年提倡的学者画与此有关。潘公凯先生的绘画应该属于适应了新时代要求的学者画。
近年来，有识见的美术教育家都在提倡培养学者型艺术家，我看倡导造就学者型艺术家，也就是强调学艺相成，强调摆正人品与学识、道德与文章、思想与创作的关系。我们不少美术史教师，开始对于在院校中探索培养学者型的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博士研究生都不大理解，感到时间太短，任务太重，难于规划训练两种思维并举的课程，没有宏观地从培养新型的有较强思想能力有文化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学者型艺术家的角度去思考。两年前，潘公凯不容置辩地要我担任以培养这类博士生为目标的负责工作之后，我才渐渐地明白他高瞻远瞩的良苦用心。现今，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科技文明飞速进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较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和感官享受，然而商品价值的极端追求，功利效益的精打细算，快餐文化的流行，感官审美的时尚，人与自然的疏离，生态环境的破坏，网络的信息污染，却也导致了不少人内心世界的浅薄、空虚、苦闷、无助和精神家园的失落，甚至也反映到学子的重艺而轻学重技而轻品上来。鲁迅曾经指出：“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我们要求的美术家是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要求的美术作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实际上潘公凯培养学者型艺术家的理想，正是鲁迅思想在新世纪的继承与发展。
虽然，学者画的题材领域是广阔的，并不限定于花卉山水，可供学者画家驰骋的美术品类也是广泛的，更不限于中国画一种，但培养学者型艺术家却有着共同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公凯的创作，还是他的理论与教学理念，其中贯穿的价值信念、理想追求和在不断奉献过程中实现审美超越的自我完善之理论认知与躬行实践，一旦被广泛认同，在当下和未来的积极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所以要衷心地感谢他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祝他的画展取得圆满成功。（薛永年）